莎士比亚:高处不胜寒的天才

  莎士比亚:高处不胜寒的天才
  莎士比亚:高处不胜寒的天才
  

2016年是汤显祖、莎士比亚、塞万提斯逝世400周年,国家图书馆将在7月29日汤显祖逝世日,举办国图公开课“不朽的巨匠——纪念汤显祖、莎士比亚、塞万提斯逝世400年
  

2016年是汤显祖、莎士比亚、塞万提斯逝世400周年,国家图书馆将在7月29日汤显祖逝世日,举办国图公开课“不朽的巨匠——纪念汤显祖、莎士比亚、塞万提斯逝世400年”特别活动,纪念三位文学巨匠在人类文学发展史上的贡献,感怀其人其作对世界文坛产生的深远影响。

今天,让我们先一起走近莎翁:威廉·莎士比亚是英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戏剧家,才华横溢、卓尔不凡的诗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作家,全世界最卓越的文学家之一。流传下来的作品包括37部戏剧、154首十四行诗、两首长叙事诗。1616年4月23日,他与西班牙文坛巨擘塞万提斯同日离世,而这一日也是他52岁生日。1995年,国际出版商协会决定将4月23日这一天定为“世界读书日”。

威廉·莎士比亚

下面小编带您一起了解下国图公开课“不朽的巨匠”特别活动中都有哪些关于莎翁的展品和讲座。

现场珍贵馆藏展出

2016年7月29日国图公开课“不朽的巨匠”活动现场将展出三位文学巨擘部分经典作品的珍贵馆藏。有哪些莎翁的作品?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1926年版本

十四行诗是源于意大利民间的一种抒情短诗,文艺复兴初期时盛行于整个欧洲。《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成书大约于1590年至1598年之间,是莎翁出版的最后一部非戏剧类著作。诗集于1609年在伦敦首次印刷出版。

本次展出1609年首版于1926年的重印本,这一版本曾存于国家图书馆前身——国立北平图书馆,现场观众可一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400年前之原貌。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

《罗密欧与朱丽叶》,1898年版本

“黑夜无论怎样悠长,白昼总会到来”——选自《罗密欧与朱丽叶》

这是莎士比亚最著名的戏剧作品之一,写于1594年。维洛城的凯普莱特家族和蒙太古家族门第相当,却为世仇,蒙太古家的罗密欧却与凯普莱特家的独生女朱丽叶彼此相恋,一对青年男女终因家族仇恨遭遇不幸,最终以生命为代价使两家消除积怨。

本次活动展出英国人威廉·J·罗尔夫于1898年编辑并加注释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罗密欧与朱丽叶》

《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手稿》,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版

朱生豪,著名翻译家。先后译有莎剧31种,其译本以典雅传神见长,为国内外莎士比亚研究者所公认。

朱生豪先生和夫人

朱生豪手稿

莎翁主题演讲

主讲人:辜正坤教授;现任国际中西文化比较协会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莎士比亚研究会会长。担任主编在我国首次翻译了“皇家版”《莎士比亚全集》,并根据莎翁作品多采用诗歌体裁的特点,提供了与以往译本不同的诗体译本,力图将莎翁还原为诗人。

演讲题目:阴差阳错的爱情

辜正坤教授

“皇家版”《莎士比亚全集》

现场精彩表演

来自中央戏剧学院和中国戏曲学院的青年演员将现场演绎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文版选段。让我们重温400年前这段感人至深、凄美绝伦的爱情故事。

罗密欧与朱丽叶剧照

阅读经典之“观止”活动

活动开始前,国图公开课还将举行名为“观止”的经典文本阅读活动,现场提供150册三位文学巨匠的相关著作,供观众品读、赏析和交流。

强大的媒体直播阵容

本次活动通过国家图书馆官网、腾讯网、中华微视、优酷网、乐视网、凤凰网在线直播,同时在国家图书馆官网和腾讯网制作文化专题页面,介绍三位文学大师的生平和著作,以及国家图书馆相关馆藏信息。

直播时间:2016年7月29日18:30-21:40

高规格、浓墨重彩的致敬活动,与您不见不散!

点击阅读原文,观看国图专题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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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安妮宝贝到庆山:曾经徘徊的精灵“转型”为布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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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童度河》并非转型之作,虽然笔名已改为庆山,却仍是安妮宝贝的腔调,和过去一样,她有成为杜拉斯的潜质,却依然未能完全释放。
  

对城市生活平庸与无聊的批判,加上对终极解决方案的礼赞,于是,庆山写完了这本《月童度河》,依然以我为视角,依然散文化,依然由跳跃的短句拼凑而成。

一直对安妮宝贝有期待,因为她的感觉特别灵敏,且对语言有近乎残酷的追求——仔细品味,她其实是位方言色彩浓厚的作家,偏偏她并不炫耀具体的词汇,而是袭取了宁波话的节奏,直接、跳跃、琐碎、形象。

安妮宝贝的写作充满参差感,她总是一边码放生活细节,一边又不断扔出警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许多女作家写作的共性,她们无法长时间专注于一个话题,既沉溺于诗化描写的技术自信,又生怕读者看不懂,只好经常站出来加以说明。可惜的是,安妮宝贝太沉溺于金句,而语言的漂亮不免会约束思想的深度。

作为语言,乌鸦与鸽子、阳光与暗夜、烟囱与旗帜、歌声与沉默之类总是优美的,意象对立越鲜明,张力便越强烈,可作为思想,这却是简单粗暴的,它会引诱写作者不自觉地将现实分为黑与白两个部分,将自己并不确定的、虚拟的正确置入其中。

在安妮宝贝的笔下,现实的生活与想象的生活便构成了这样对立,而从污秽中拯救出片段的美、从中获得永恒的感悟,成了作家孜孜以求的所在。可问题在于,真有所谓想象的生活吗?如何证明这个想象的生活不是一个骗局、一个幻觉呢?刻意把握的那一瞬,真的有意义吗?

从来不觉得安妮宝贝是小资作家,她写了许多红尘中挣扎的无奈,忧伤于被欲望调戏的生活,她对飘忽不定的感情充满怀疑,她的女性意识与城市感相互渗透,结合为对此岸的厌恶与疏离,可矛盾的是,她偏偏要用美文来表达这一切。

或者,在安妮宝贝的内心被植入了太多的律条,在教育、传统、文化的规训下,这些律条已成为她认识自我的基本坐标,由此产生了一个深刻的误会,使她对生命的探索变成了对新律条的编织,甚至以为这就是成熟。

可以从《月童度河》中试举一例:“不需要界定或审判他人。如我们这般的凡夫俗子很少能真正了解到真实。只要保持基本善良,不去故意伤害谁。也不需要对他人的言论流露出反应。这种反应里有自己的心魔。”

在这段不长的话中,安妮宝贝以理想生活的卫道士的口吻,居高临下地教训着读者,或者说提醒着自己,而这与当年的安妮宝贝相差甚远,似乎预示着那个充满狐疑与忧伤的安妮宝贝,正在滑向对万事万物都有确定答案的中年妇女。可问题在于,这些貌似正确的律条们不正是构成现实艰难的肇因吗?以建造好世界的名义,我们曾怎样地彼此伤害?为何安妮宝贝转了一圈,却又回到了这个起点?

安妮宝贝在写作上总有一层捅不破的窗户纸,悲悯、感慨、反思、批判、荒诞等等,这些在她的笔下都存在,可哪个都没能写到位,因为她缺乏一项关键能力,即:深入。

安妮宝贝是站在生活表象上去批判生活的作家,灵动且有趣,她的观察能很快与读者形成共鸣,这似乎让她产生一种错觉:生活之外别无他物,写好表面便已足够。

然而,要认识世界,就必须深入到比它更低的层面。

比如红色与蓝色,不论你喜欢谁,其本质是电磁波,只是波长不同,我们看到的色彩可能只对人的眼睛才有意义,而在猫狗眼中,并无红蓝之分。所以,只写到色彩,我们会觉得红色与蓝色是对立的,只有写到电磁波,我们才知道它们本为一物,而这就要我们不耽于色彩的层面,继续向下。

也许很多人会说:色彩才是美的,电磁波美吗?它根本不可能成为文学。

事实是,越向下,我们便越会被事物深层那种惊人的美所打动,当你说它不美时,仅仅是因为你还没感受到它。美并不只是对现世错觉的最大公约数,美也是探索边界的工具。

波德莱尔曾经说过:“沉入渊底,地狱天堂又有什么关系?/到未知世界里去发现新天地!”

对于安妮宝贝来说,她放弃不了她的美文,放弃不了一遇金句就冲动的习惯,放弃不了被她假设为美好的那些莲花、瑜伽、教条,而把这些都背负在身上,她就很难有真正的突破,还会因过度漂泊而匆忙缩进一个寄托中,只要它还能包容自己的另类与孤独。

太多的寄托其实是调和的产物,是因误会而产生的信任,一旦安妮宝贝找到藏身之所,她就转向为它辩护,于是,一个曾经徘徊在城市边缘的精灵,终于被收编为喋喋不休的布道者,而她曾经的低声抱怨,亦渐次转为女性唠叨。

“活得足够,即是一段充分拆解和粉碎自己的过程。”这确实是很聪明的话,但也未必是句正确的话。

《月童度河》并非转型之作,虽然笔名已改为庆山,却仍是安妮宝贝的腔调,和过去一样,她有成为杜拉斯的潜质,却依然未能完全释放。不过,在这个过度匆忙的时代,我们正被修理得彼此雷同,可安妮宝贝还是那么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月童度河》是一本有趣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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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民安访福柯男友德菲尔:不,福柯没支持过新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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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德国和意大利都是民主国家,我们不能说这两个国家是法西斯国家。后来,福柯接受了意大利共产党党刊邀请,去做一个访谈,目的就是为了让法国人民远离德勒兹他们所推崇的那种极端思想……
  

丹尼尔德菲尔。

丹尼尔德菲尔,是米歇尔福柯的终生伴侣,福柯遗稿的整理者,也是福柯全集的编者之一。德菲尔先后任教于克莱蒙费朗大学、巴黎大学、万森纳中央实验大学、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等学府。

德菲尔与福柯结识于1960年,他们保持了20多年的同性伴侣关系,并同居在一起,直到福柯1984年患艾滋病去世为止。在1981年的访谈中,福柯这样描述他与德菲尔的关系:“18年来,我都沉浸在对某人的激情之中。有时,这种激情表现为一种爱情的形式。但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激情,我们俩一直处于激情的状态。”福柯承认:“我觉得,当我需要找到他并和他说话的时候,无论什么都不能阻止我去这样做——绝对不能。”

在许多方面,尤其是政治方面,德菲尔对福柯产生过很大影响。正是在德菲尔建议下,福柯、德勒兹和德菲尔于1971年共同创办了影响巨大的监狱信息小组。德菲尔60年代曾去突尼斯服役两年,福柯也陪同前往在突尼斯教书两年。

德菲尔与福柯。

德菲尔的最新著作是一部充满自传色彩的著作《政治生活》,他也发表了大量的图像人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方面的著述。因为福柯的染病,他创立了法国第一个防艾宣传组织——AIDES——并兼任主席。他也曾获法国政府荣誉团骑士级奖章,1988年因创立AIDES而获亚历山大奥纳西斯奖。

本次谈话的时间是2015年7月5日。先是在巴黎福柯与德菲尔的寓所中,后又到一家餐厅中完成的。因为餐厅中很吵闹,有部分录音不清楚,故发表于这里的谈话有很多省略。邓冰艳根据录音整理翻译。也特别感谢张慧的帮助。

汪民安:很遗憾您没有去成中国,我们当时做了很好的准备。现在身体康复了吗?

德菲尔:是的,我出发之前做了体检,结果医生说我的心脏有严重的问题,要我马上住院。当时有两个不同的医生,一个说我去可能有危险,要慎重,另一个说,一定有危险,绝对不能去。实际上我非常想去看看中国。不过,您不是也来了吗?我不去北京我们也能见面埃

汪民安:福柯在这个房子里面接待过很多朋友,我的印象是这里经常有各种各样的聚会。

德菲尔:福柯曾在这里招待过尤里斯·伊文思,他是周恩来的朋友,后者曾经拍摄过红军长征,是中国和毛主义在法国最忠诚的支持者。他曾经与妻子马瑟丽娜·罗里达合作拍摄过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此外,他的妻子也是一个非常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夫妻二人应该算是中国在法国最有力的推广者。福柯经常邀请他们在这里小聚,一起讨论发生在中国的事情。福柯尤其对林彪感兴趣,这可能造成了他们之间不小的困扰。

汪民安:但福柯似乎很少谈论中国?尤其是当代中国。他在《性史》中谈了一点,关于中国人的性的问题,快感的问题。

德菲尔:是的,福柯极少主动谈及中国,但他经常思考中国,因为在50年代战后初期,他也曾是法共党员。后来,在斯大林去世前,他离开了法共。那时候,苏联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反犹运动,许多犹太人和医生成为阶下囚。这一事件对于年轻一代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福柯就是在那个时候离开法共的。尽管如此,福柯始终保持着对全球各地出现的共产主义现象的持续关注。

汪民安:我印象特别深的是,福柯在一个画评的结尾谈到了陕西户县的农民画。

德菲尔:是的,有一个名叫热拉尔·弗罗芒耶的法国左派画家当年曾去到那个村庄,以此为灵感画了一些画,并办了展览。福柯为这次展览写了前言。

汪民安:在70年代,罗兰巴特他们来过中国,您也来过中国,福柯为什么没有同您一起来?

德菲尔:那时候,1975年,我与一队法国毛主义汉学家出发去中国,而福柯则跟随另外一队研究人员去了美国的加利福利亚洲。那个时候,在法国的左派内部存在两个小的分支,一个分支对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更感兴趣,而另一个分支则对发生在美国的事情更感兴趣。而福柯则更多地被美国的左派所吸引,因为那里发生了反对越南战争的反战运动,保护妇女权利的妇女运动,呼吁言论自由、生活模式自由以及性自由的解放运动。

汪民安:所以您们分头行动。您在中国看到了什么?

德菲尔:我想说的是,一个欧洲人对中国的印象,其实就是一部叙事小说给予读者的印象。要知道,在欧洲,我们都读过意大利旅行者玛丽娅·安东涅塔·马西奥奇的《论中国》,她是第一个对中国进行详细描写的作者。当时,我们正是带着书中给我们的印象来到中国的。我们去中国的团队总共有13到14名研究员,其中有3到4名是精通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的汉学家,当然,他们也是法国的毛主义者。但是,在访问中国的过程中,我们什么都没看见,我们“听”见了一段叙事,这段叙事与玛丽娅·安东涅塔·马西奥奇的描述一模一样。尽管在中国走了一遭,但中国对我们而言仍然只是一个叙事,而不是一次经历。当我们回到法国,人们让我们讲诉中国之行的经历时,我们并没有半点讲述的欲望,因为我们只是又听了一次我们早就熟知的描述,而并不知道任何叙事以外的东西。这让我们有些为难,因为我们不可能去不断重复别人已经说过的话语。这次出行算不上真正的经历。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通过对比笔记,我们发现,我们15人记下的东西竟然一模一样,也就是说,人们给我们讲的是同一段故事。

福柯家的客厅。

汪民安:难道一点特殊的印象没有留下?

德菲尔:在中国,我们发现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两名男性朋友之间可以有非常亲密的肢体接触。但在法国,两个男人之间的友情是有肢体方面的限制的。所以,中国这个现象令我非常好奇,他们如此亲密的肢体动作究竟意指什么呢?我曾经在上海跟随过两个这样的男子,就是想找出这个动作究竟意味着什么。当然,我并没有坚持到最后。

汪民安:福柯有如此之多的著作,您也是他写作的见证人。从您的角度看,您觉得哪些书给您留下最深的印象。您觉得福柯今天最重要的学术遗产是什么?

德菲尔:这很难说,对我自己而言,我一直都对《临床医学的诞生》非常感兴趣。当然他的书我基本都读过。不过我发现,现在人们对他的阅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另外,福柯有许多文章,现在这些文章已经编辑成书了。但可以把这些分散的文章当做书的补充来读。对于我而言,《规训与惩罚》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因为我们两人曾一起有过监狱抗议活动的经历,我们曾经一起组织过“监狱信息小组”,来干预法国的监狱的不人道状况。从某种意义来说,我感觉我跟福柯的两本书紧密相关。除了《规训与惩罚》外,还有《词与物》。因为,在1960年代,福柯是想去日本的。他不想再呆在法国生活。他问我是否愿意跟他一起去日本。但是,我那时正在准备高等师范学院的哲学资格考试。要知道,那时只有拉丁语或者类似哲学的教师资格考试,而不存在日语的教师资格考试,而且我也不愿意学日语。虽然我当时有其他的一些资格证书,但要做老师还不够,因此得留下来准备考试。因此,我回答福柯说我不想去日本。但有趣的是,后来,我感觉福柯非常想去日本,于是,我下了决心,还是跟他一起去。一天,正当我准备告诉他我打算陪他去日本的时候,正当我要开口讲这个话题的时候,他的电话响了。当时的法国总理蓬皮杜将访问日本,他们希望在蓬皮杜到达之前任命一个新的日本文化中心主任,因此他们就打电话问福柯,问他究竟是否做好去日本的决定。他接到电话,一口拒绝了。但正是在他接电话之前,我正打算跟他说:好的,我跟你去日本,我不准备考试了。但是,没等我说出口,他已经拒绝了对方的邀请。最后,他留在了法国。那个时候的法国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天下,罗兰·巴特大行其道。福柯想写一些有关符号的东西,于是便诞生了《词与物》。但这根本不在他的计划之内,因此在写作过程中,他总觉得自己写的东西不尽如人意。那个时候,我一直跟他在一起,就在他身边。他一边写书,我一边准备哲学教师资格证书考试。当然,最后,我们两个都成功了。在我看来,《词与物》这本书是令我记忆最为深刻的,因为那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印记,在那段时间,我们相互鼓励,共同进步,一起探讨哲学问题。而《规训与惩罚》一书也记载了我们共同的经历,因此这两本书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

汪民安:在我印象里,福柯自己最喜欢的书是《规训与惩罚》,他对《词与物》评价不高。

德菲尔:是的,《规训与惩罚》一书被他视作自己真正的第一本书。《词与物》虽然给他带来了荣耀,但他一直对这本书不是特别满意。我一直在想,如果福柯是在日本完成《词与物》这本书的,结果会是怎样。要知道,日本的参考文献跟法国肯定不同。无论如何,最终,他留在了法国,待在了法国的文化圈里,与法国许多当代哲学家展开争论。或许正是这些造就了这本书的成功。我不知道如果我们当时没有留在法国,会发生什么。

新出版的福柯全集。

汪民安:《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在福柯作品中的位置比较独特,它们更像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著作。但是,福柯其他的书,非常具体,有很多叙事。

德菲尔:是的,我也认为,福柯的作品总是很具体,在作品背后总是隐藏着某个事实。

汪民安:福柯的文学性非常强。他非常注重语言和表述。

德菲尔:“七星文库”马上出版福柯的全集,这个出版社正是比较关注作品的文学性,比较关注写作本身。

汪民安:全集囊括了所有的著述吗?

德菲尔:包括他的主要著作,但不包括他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座。所有的文本都重新做了仔细的校订。这算是最终定稿了。除了著作外,还有十几篇论文。

汪民安:福柯有那么多的论文,这十几篇是如何挑选的?

德菲尔:有一个专家委员会,是大家集体讨论决定的。

汪民安:《规训与惩罚》对监狱批判那么强烈,但写得却异常清晰流畅。

德菲尔:《规训与惩罚》描写了监狱,他当时希望在监狱里的人,那些受到惩罚、监视的人可以读这本书,可以读懂这本书。福柯说:我写的这本关于监狱的书,是希望在监狱、看守所的那些人能够读懂我,这就类似于,如果我要为工人们写书来批判资本主义的话,我也会希望工人们能够读懂我的书。

汪民安:但他毕竟没有写工人的书,朗西埃倒是写了。福柯离开法共,对他和阿尔都塞的关系有影响吗?

德菲尔:法国的共产党是非常传统、非常红色的,在理论方面非常闭塞。而阿尔都塞想要革新法国的共产主义。还有另一个人想要革新法国共产主义,这个人就是让-图赛·德桑提,他也曾是福柯的老师。他希望能够在胡塞尔的启发下革新法国共产主义。他是在胡塞尔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评价的。而阿尔都塞却不同意他,他认为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本身,因为马克思就是科学,自产生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以来,不同的研究文本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不少认识上的分歧,而这才是我们应该研究的对象。他希望人们不是通过对共产党的批判,而是通过重新阅读马克思自身来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认知和理论方面的操作,福柯不无嘲笑地指出,两者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都令人失望,无论如何,我们是无法做到革新法国的共产主义的。

汪民安:德勒兹在政治方面与福柯产生过分歧,在后来的时间里,他们甚至一度终止来往。福柯是支持新哲学家的,而德勒兹则是反对新哲学家的,这对他们的关系有什么影响吗?

德菲尔:不,福柯根本就没有支持过新哲学。只不过,福柯对马克思主义不再有信心,他不认为未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68年红五月事件期间,似乎出现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回潮。尽管那时已经没有阿尔都塞的影响了,因为他正受到多方的批评。但又涌现出一大批更多受毛主义或者乔姆斯基影响的年轻一代,是他们主导了此次马克思主义的回归。总之,在某个时段,马克思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有的人认为,这个场面不会持续太久,其中包括莫里斯·克拉维尔。他们认为,我们不应该沉浸到马克思主义回归的幻觉中,这便是新哲学的诞生。这一所谓的新哲学观点认为,马克思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因此,他们开始支持苏维埃的解体。

那时候,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希望能够得到福柯的支持。福柯当时与安德烈·克吕科斯曼熟识,她开始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她的家庭拥护毛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她的思想也是后来逐渐发生变化的,后来她变成了一个新哲学家。当时,在1975年左右,她开始写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评论文章,福柯非常欣赏这些文章,于是写了一篇赞扬她的文章。

同时,一些新哲学家也希望得到福柯的支持,支持或反对都可以,只要被他提到就行。无论如何,福柯当时是标杆式的人物,对于那些新哲学家立足思想圈有很大的帮助。福柯根本就不想卷入其中,因为他深知这一切迟早会消失。但德勒兹想要做出回应,福柯却说没有必要做出回应,因为他认为他们无论做什么都是帮他们打广告,如果他们回应,反而称了那些人的心意。最后,德勒兹和瓜塔里等其他哲学家还是做出了回应。福柯则认为,不应该做出回应,等一段时间,这股思潮自然会没落。

当时,这一事件在法国有着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当时的社会党正在与法共组成联盟,以赢得大眩因此,所有批评共产党的言论都让他们感到反感。新哲学的存在本身就让共产党感到反感。而福柯不愿意对新哲学家提出批评的做法也让他们不悦。不过,无论如何,福柯既不想将这份大礼送给社会党,也不愿将之送给新哲学家。

汪民安:这是福柯与德勒兹的一个分歧,但福柯与德勒兹日后不再相互往来的原因是什么呢?

德菲尔:是的,他们确实有一个疏远的过程。我认为让他们疏远的时刻主要有两个。首先我要说的是《性史》,事实上这本书多少让德勒兹产生了些不悦,因为德勒兹写的《反俄狄浦斯》也是有关性方面的,只不过他在这本书中更多地是对精神分析的重新阐释,而福柯则完全摆脱了这个领域。德勒兹进行的是对康德、对精神分析的批判,目的是重新阐释精神分析,而福柯做的则是关于精神分析的谱系。因此,这已经使德勒兹产生不悦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个时候,在欧洲蔓延着一种恐怖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尤为严重。不过,那时的恐怖主义并没有蔓延至法国,因为那时的法国极左派的一些知识分子对这个恐怖主义持敌视态度。因此,在法国并没有出现像意大利和德国那样的恐怖主义。德国和意大利的恐怖主义都造成了某种程度的恐慌。德勒兹,尤其是瓜塔里却大肆接待来自这两个国家的恐怖主义者,跟他们一起反对德国和意大利警察,宣称这是两个法西斯国家。而福柯却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如果一定要说那是两个法西斯国家,那么施行法西斯的应该是整个欧洲的民主。那个时候,德国和意大利都是民主国家,我们不能说这两个国家是法西斯国家。后来,福柯接受了意大利共产党党刊邀请,去做一个访谈,目的就是为了让法国人民远离德勒兹他们所推崇的那种极端思想。

新出版的福柯全集。

汪民安:内格里那个时候在意大利的监狱?他后来到法国后跟德勒兹关系密切。

德菲尔:内格里那个时候还在监狱里。事实上,那个时候,内格里并不是恐怖主义者,他只不过被指控为恐怖主义者。但他并没有支持恐怖主义。只是由于他是极左派成员,所以被指控了。瓜塔里当时确实接待了很多来自这两个国家的恐怖主义者,他喜欢冒险。德勒兹的身体很脆弱,他与瓜塔里之间交往甚密。不过,德勒兹更多地是无政府主义者,甚至是一个右派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可能后来也开始看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著作,但并不是很了解。尽管福柯和德勒兹之间可能有这些冲突,但他们两人之间是相互欣赏的。福柯最后生病住院期间,德勒兹曾到医院看望他。那个时候,艾滋病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医院当时禁止一切探望。我当时还不明白,后来才知道,这是为了避免照片或者视频流出,引来警察等不必要的麻烦。但他们通过留言进行了交流。福柯去世后,德勒兹也在追悼会上献了悼词。后来,他对我也一直照顾有加。我很难想象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究竟达到何种程度。德勒兹去世后,我与他的家庭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总之,他们相互欣赏,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两个算得上唯一能相互倾吐的对象了。我觉得他们在哲学思想方面相互之间影响很深。我必须承认,福柯思想中黑格尔的色彩还是非常浓厚的,也就是有一种强烈的否定性,比如疯癫、疾并死亡等,这些都是黑格尔哲学里经常谈论的对象。但从70年代开始,德勒兹开始从尼采哲学那里吸取积极的哲学,福柯后来对尼采的兴趣或许正是来自于德勒兹。

汪民安:同德勒兹相比,福柯与德里达的关系比较疏远,他们有一场著名的论战。

德菲尔:德里达一开始就是以一个反福柯的形象出现的。首先是一个年龄的问题。福柯和德勒兹算得上是同龄人,同时也都是老师。但德里达比他们都小,应该算是福柯的学生。很奇怪的是,德里达在真正开始他的认知现象学研究前,他的第一篇论文写的是对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一书的评价。这是德里达第一篇重要的论文。此文一出,反响剧烈,甚至已经成为这一领域的圣经。我们这代人,包括我、朗西埃等人,几乎都读由德里达撰写前言的胡塞尔《几何学原理》,我们将之视作认识论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福柯曾告诉我,他要进一步深化考古学,即他将自己与德里达所评论的《几何学原理》联系在一起,从而发现,考古学并不是现象学,他并不像德里达那样从胡塞尔那里获取灵感。我没有重读过德里达的论文,不过他的论文使福柯开始与现象学保持距离。在福柯发表《疯癫史》后,德里达曾寄信给福柯。后来,在征得德里达同意后,我将这封信发表出来。德里达在信里说:“您写的书实在太棒了,我与您有相似的想法,只可惜我没有您这样的运气,我只好在讲座里论述了。”不过,他在讲座里做的事情,正是对福柯阅读笛卡尔的解构。他们两人之间虽然有诸多分歧,但关系总体来说还算是比较友好的。

汪民安:罗兰·巴特是经福柯推荐进的法兰西学院,他们关系不错。但福柯似乎对罗兰·巴特作品的评价并不高。

德菲尔:他们是很要好的朋友。其实,他对巴特的早期作品还是很感兴趣的,尤其是巴特早期论文《论拉辛》,文学性比较强。不过,他对巴特写的《时尚》并不感兴趣。他甚至嘲笑过这本书,认为它是“cuir et cul”,即“皮革和性”。这是玩的文字游戏,列维-斯特劳斯曾写过一本著作《生与熟》,读音与之相似。巴特进入法兰西学院有很多反对意见,甚至遭到过刻薄的攻击。当然,巴特的文学批评著作很了不起。他对社会的分析也还不错,尽管布迪厄也对我们这个社会做出了非常精辟的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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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柯晚年向右转了吗?看他的“世界尸体解剖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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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最后一课,毋宁说是天鹅之歌,是他的卡桑德拉之歌。他冷静地宣布了噩耗,像在宣读一份世界的尸体解剖报告。这种客观中立的口吻是一种刺骨的冷酷。福柯看穿了新自由主义一切使人屈服的花招,他拒绝服从,但也无可奈何。
  

《福柯的最后一课:关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治》书封

法国左翼学界一直以来有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福柯晚年向右转了吗?

最近,关于这一话题的一本小书,《福柯的最后一课:关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治》在中国出版。身为法国八零后青年学者的拉加斯纳在书中展现了暧昧的立场:一方面驳斥了法国左翼学界中流传的“福柯晚年向右转”的说法,也就是说,他认为米歇尔·福柯在1970年以后对新自由主义的研究并不等于福柯转向了新自由主义;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福柯“既不赞美新自由主义,也不对其进行谴责”,而是把新自由主义“看作一种非常独特的思想,看作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场所”。这两种认识似乎相互矛盾。

要理解这种矛盾,我们就不得不深入到福柯的“最后一课”,也就是福柯晚年在法兰西学院的讲演录《生命政治的诞生》。这本书的标题虽然是讲生命政治问题,但其内容主要是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系统下,左派面临想象力危机

然而,福柯分析的“新自由主义”和我们通常理解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是有一定区别的。按照大卫·哈维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的说法,自1980年代以来,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总统里根开始,资本主义实行了私有化、市场化和放松管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一政策的后果是全球经济危机。1998年发生了东南亚金融危机,而从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至今没有结束,欧洲多国经济崩溃。而福柯所言的新自由主义则是指1970年代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和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实行的经济政策。福柯称之为新自由主义治理术,将其源头追溯到二战后百废待兴的联邦德国在建时期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和实践。

虽然福柯的新自由主义并不等同于今天全球资本主义实行的新自由主义,但是两者是有交集的。两种新自由主义一脉相承,有着共同的理论先驱,即以哈耶克、米塞斯领军的朝圣山学社。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几乎是新自由主义的《圣经》。福柯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直接批判了哈耶克的国家恐惧症,是左派与哈耶克的为数不多的正面交锋之一。

“国家恐惧症”是福柯给新自由主义取的一个别名,他认为这是一种“批判的通货膨胀”:第一,它把神权国家、管治国家、官僚国家、法西斯国家、极权国家一勺烩了,各种国家之间的区别被抹杀了;第二,它对社会保障体系的批判用在对集中营的分析上也同样成立;第三,国家恐惧症过于敏感,恶意贬低国家,连砸坏电影院窗子的人被起诉都可以被认为是国家法西斯化的表现;第四,在新自由主义眼中,无论如何,市场经济都是没有缺陷的,有缺陷的一定是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不需要现实验证,只凭猜想就可以断定国家会不断扩张权力,控制市民社会。

因此,拉加斯纳里并未刻意区分福柯讲的新自由主义和今天的新自由主义。他在《福柯的最后一课》中指出,新自由主义使利己主义、个人利益占据了统治地位,而任何高尚的原则、超越的价值规范乃至社会团结都陷入了危机。不仅如此,面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一体化,左派还陷入了“想象力的总体危机”。换言之,左派集体失语了。左派既无法系统揭露新自由主义,又只能谈论秩序、国家和调控等话语。这些“新左派”话语显然不同于传统左派阶级斗争、人类解放的话语了。由此甚至可以认为,左派已经集体向右转了。在阿尔方斯·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中,小男孩呆呆望着窗外,寻思着德国兵会不会强迫法国的鸽子也说德语。今天,左派也只能呆呆望着全球资本主义,被迫学习说“新自由主义”这门“德语”。

“生命政治”对新自由主义的洞悉

在拉斯加纳里看来,重建左派、重建批判理论乃至解放实践,就成为左派——或者说,全世界追求进步的人士——的当务之急。而在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中,福柯的新自由主义研究应当成为一种被激活的理论资源。

福柯的贡献在于,他并没有像传统左派那样,简单地把新自由主义看作是一种反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一棍子打死,而是深入探讨了新自由主义这种世界观的逻辑和假设前提。在这方面,福柯与传统左派拉开了距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转向了新自由主义。拉斯加纳里指出,福柯的工作实际上是要质疑新自由主义在国家、民主、市尝自由等传统概念上添加的刻板成见,也就是“市场是民主的、自由的;国家是反民主、反自由的”。在这里,福柯沿用了他早年的知识考古学方法和70年代以来的谱系学方法。用拉斯加纳里的话说,这是一种思想的大扫除,它要彻底质疑我们从不质疑的、以为是天经地义的那些范畴,尤其是市场和自由。

《生命政治的诞生》分析的是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术。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区别在于,古典自由主义要求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市场,而新自由主义是要建立市场的绝对霸权。在古典自由主义中,不仅存在着市场的经济理性,也存在着国家理由和政治理性。古典自由主义旨在国家和市场之间划出清晰的边界,防止国家越界干涉市场的自由竞争。新自由主义则把市场当作真理化的体制,市场不再是一个特殊的空间,而是普遍性本身。自由竞争的市场理性取代了国家理由。新自由主义不是反对国家干预市场,而是只要一种干预,一种“确立市场对社会的全面调节”的干预。国家成了为市场保驾护航的工具,这也是新自由主义国家的合法性所在。

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福柯关注的是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自由”。自由似乎是自由主义的镇山之宝,随时拿来打人的番天樱拉加斯纳里认为,自由是指多元性、异质性,然而这种多元论成了绝对主义的一元论。为此,新自由主义甚至重新解释了启蒙传统。他们摧毁了启蒙传统对公共财富、普遍意志、集体利益等主题的强调,实际上也就摧毁了社会这个概念。哈耶克把市场想象为一种自发秩序,自发性、自然性才是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因此,福柯严肃地提议,应该把自由主义改称为“自然主义”。拉加斯纳里认为,新自由主义看似是市场乌托邦,实际上是为维持资本主义的现状服务的。

福柯指出,经济人假设是新自由主义的基石。新自由主义否认社会实体的存在,认为原子化的利己主义个人是无法总体化的。福柯看到传统马克思主义并不质疑总体化观点,它用总体性的斗争模式掩盖了局部斗争和被边缘化的、被排斥的少数人的现实。但反过来,新自由主义的解构总体性时抬高多元性,这仍然是用一种压制主体、使公民臣服的主权模式。因此,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术并没有取消社会的总体性权力,而是使之无处不在,并弥散于社会的各个角落。

这样一来,新自由主义用于解构社会的“社会并不存在”一语也就被福柯解构了,成为“解构之解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福柯在法兰西学院最早提及生命政治的那个讲演录为何要以“必须保卫社会”为题了。社会的统治权力现在是以分散的、局部的方式起作用的。而所谓社会,其实就是社会内部的各种局部斗争。因此,左派的斗争模式应该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模式转向各种局部斗争。医院、精神病院、监狱、大学,统治权力无所不在,但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能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言以蔽之”。

后现代转向与新的左派策略

这么看来,福柯并非向右转,而是转向了后现代。利奥塔说后现代的标志是宏大叙事的终结和小叙事的兴起,然而严格说来,福柯并不是后现代主义者。因为“人的解放”这一宏大叙事是福柯终生未曾放弃的。只不过在论证方式上,他抛弃了传统解放政治的总体性历史观和集体行动的策略,代之以众多独特的局部斗争的策略。借用现象学的口号,可以把福柯的这一转向描述为“面向斗争本身”。

那么,在新自由主义的治理下,人的解放可能性何在?福柯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治理术是一种防止过度治理的艺术。在福柯看来,这表明了两种自由主义的对立,也就是新自由主义和传统的政治自由主义的对立。政治自由主义总以为国家是法治的自由的场所,是公共意志的体现,因此总是以法律和公正的名义进行抗争。福柯反对这种策略,他指出,把人设定为法律主体,仍然是一种让人屈服的权力话语,这种抗争的结果只能是重蹈覆辙,即强化国家的统治权力。福柯提出的新策略是,站在被治理者的斗争和诉求一边,而不是站在国家和治理者一边。这一来,福柯就颠倒了新自由主义。尽管新自由主义也反对政治自由主义,反对国家权力的过度,但它是站在国家和治理者的立场上这么做的。

因此,拉加斯纳里明确指出,所谓福柯晚年向右转的说法,并不成立。福柯只是在寻找新的左派策略。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马克思《资本论》分析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也不是列宁分析的帝国主义。面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资本主义,左派的斗争策略乃至理论基础当然都要发生相应的变化。福柯提出的“被治理者的局部斗争”新策略,就是他的新自由主义研究的最终结论。

最后一课,福柯的卡桑德拉之歌

福柯的最后一课,毋宁说是天鹅之歌,是他的卡桑德拉之歌。他冷静地宣布了噩耗,像在宣读一份世界的尸体解剖报告。这种客观中立的口吻是一种刺骨的冷酷。福柯看穿了新自由主义一切使人屈服的花招,他拒绝服从,但也无可奈何。

事实上,所谓福柯的最后一课其实并不是他的最后一课,1980年起,福柯继续在法兰西学院针对自我治理的技术进行了演讲。他从古希腊罗马的文献中,发现了一种不屈不挠的抵抗知识分子的形象:直言者。直言者肆无忌惮地说出自己的看法,不惜冒犯政治权威和大众,这是福柯内心的写照,也是他的生命形式。同时,福柯本人只能作为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一部分,在法兰西学院给粉丝们上课。

他的天鹅之歌是悲鸿哀鸣,是独唱,而不是大合唱的领唱。他的局部斗争策略,其实是失败的。福柯离开了法国,去美国做讲演,恐怕就是绝望使然。表面上看,福柯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批判的一生。然而,从他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以及他随后的生活道路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福柯隐性的一面:绝望的一生,悲哀的一生。或许,这才是福柯真正的最后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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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未:如何分辨差劲的艺术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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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各类信息的冲击与互联网的发展催生了一批评论队伍,开启了一个“全民书评”、“全民影评”的时代。但与此同时同时,这些现象也使得关于“艺术评论”的定义越来越暧昧不清。
  

“评论”一词在艺术圈一直是个不可或缺的存在,如今各类信息的冲击与互联网的发展催生了一批评论队伍,开启了一个“全民书评”、“全民影评”的时代。但与此同时同时,这些现象也使得关于“艺术评论”的定义越来越暧昧不清,今天“凤凰艺术”将带您与青年学者张未一起从评论界现存的问题上探讨到底什么是“艺术评论”。

是时候清理一下艺术评论队伍了。迄今为止,这个队伍是中国艺术界人员成份最复杂,来路最不明,却又最需要知识和技巧的领域。互联网诞生了“全民书评”与“全民影评”,现在艺术界面对的则是大部分能够在高中写出优秀作文的人都开始写评论了。因此,有必要回到“评论写作”本身,来梳理一下那些差劲的艺术评论是如何写成的。

作文≠ 评论

1、艺术作品流水账

现在最常见的艺术评论就是作品流水账。其基本方法就是把艺术家的作品用文字统统描述一遍。这种做法如果是新闻报道就没问题,但对于艺术评论而言就属于小学作文水平的流水账了。即使写得好一些,也跳不出高中说明文的写作水平。

这种文章的泛滥,和当地艺术从业人员身份复杂有很大关系。大部分从业者高中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认真写过文章。甚至即使是大学中文系毕业,也不懂各种文体写作的窍门在哪里。如果这种文章艺术界都可以买单,那么多在豆瓣上找点文字熟练工可能来得更有效一些——哦,对不起,是不是已经有人这么做了?

2、不提艺术家生平就会死

由于大部分艺术评论家和策展人是学艺术史出身的,用艺术家生平来评论作品也是学科限制的无奈之举。但这种做法有几种后果:如果过度关注生平,一旦放松标准,就会流于俗套,把艺术评论变成八卦新闻;太过强调生平,一旦用力过猛,会把艺术家的整体贡献狭窄为他对自己的突破,而看不到同时代的艺术发展。

好的艺术作品内在是丰富的,一件作品自诞生之后就有了它自己的生命力。从艺术史的角度讲,作品是用来丰富艺术家的论述的。艺术史对某个艺术家的盖棺定论,往往会被其做的另一件突兀的作品而改变。但是倘若反过来用艺术家去定义作品,只会把路越堵越死,评论自然会流于平庸平淡。

3、不提哲学家就会死

当代艺术评论如果引用哲学家,常常是为了唬人。因为很少有哲学家直接发表艺术观点,当代艺术作品的灵活性与现场性也无法与追求严格定义的哲学一一对应。而且即使是哲学名家发表的一些艺术观点,也大多十分古老——因为哲学的任务是在总结世界,而艺术则是在创造世界。

写作时提起哲学家的名字基本只有两种考量:其一是为了知识产权,好观点总要谦虚的标明出处;其二是为了风雅,用名字点到为止,让有共识的读者能会心一笑。

但可惜许多学术前辈曾经家法不严,又加上一味学习英美论文体制,而不顾西方散文传统,不断堆砌哲学家,似乎引文多就表明自己不是“学术工人”。最后只流于空泛的炫耀,让食古不化者在艺术圈里大行其道,害人不浅。

《哈姆雷特》中的经典台词渐渐变成一种标识

4、不谈概念就会死

这种评论是现在问题最多的一类。前面一种只是食古不化,这种现在则似乎成为了时尚。写作者用大量哲学概念去套作品,最后显得每件作品都可以任意的套一套。

哲学之于生活,就如同自慰之于性爱。很多人自慰久了,就忘记了如何生儿育女。自慰其实没问题,用哲学概念也没问题,但它只是一种练习,是一个人想要冷静的时候,慢慢地探索快感的过程,而不是在公共场合对着别人恣意放纵。这样不仅有碍观瞻,久而久之还容易断子绝孙——小撸怡情,大撸伤身,强撸灰飞烟灭。

5、随意下断语而不证明

这种状况其实建立在一个诡计之上——大家都要吃饭,人情面子总有力量,我下一个判断,你必定忌惮得罪熟人、得罪画廊与美术馆而不敢拆穿我。于是似乎就可以随意下判断了——领导们管这种方法叫做“定调子”。调子已经订好,你们就不要乱哼哼唱跑了调。

但问题是,喜爱疯狂下判断的人却常常不是领导,而是那些有“领导幻觉”的人。这一点对于那些喜欢任意辱骂、口出恶言的所谓批评家或理论家而言尤为明显——每一条恶犬都有一颗想做领导的心。

6、没问题是最大的问题

波兰艺术家Pawel Kuczynski的漫画——“批量制造的也将批量报废”

这一类艺术评论经常出自较好的艺术专业并有一些文字能力的学生之手。这一类的文章对作品不只是描述,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分析其内在感受与意义。但文章能够分析作品却没有价值判断。这类文章最大的问题其实并不在于它会产生什么危害,而是会对写作者产生不良影响。

寡淡的文章制造了平庸的态度,平庸的态度则制约了思维的延展性。确如尼采所说,敌人常常是很重要的。没有潜在敌人的批评文章,自身也缺乏生命力。即使是在《福音书》里,基督的很多话也有明确的指向性。又有常言道,评价一个人的志向与气魄,其实就是观察他的敌人是谁。

7、没有主谓宾的胡言乱语

这类文章最早出现在中文系系统内,是以汪晖为代表的,当年被老先生们称为“新八股文”的写法。这种文字必须依赖大词,依赖哲学——言必谈后现代,文必批现代性;这种文字必须把英语的复合句式原封不动的应用在中文里。当然这类文章也不只是汪晖等人这一个出口。它跟那些留学归国或者港台地区的学者有关。他们外文好而中文书写却有困难。洋和尚念经总是好听的,于是这种文体也就在大陆受到追捧。

因此一些人会说这是一种“新翻译体”——相比于50年代中央编译局的翻译体对汉语的更新,相比于7、80年代九叶派等老一批文学家们的翻译体对先锋文学的帮助,这种新翻译体就属于胡言乱语的疯魔状态。

这种评论的流行仅仅在于——既然说不出什么道理,不如去装疯唬人。疯魔有时候也挺吓人的,疯子也总会让傻子觉得有点道理。但这终究是种病,病情如果持续恶化,只会耽误治疗时间。伤命事小,脑残事大。

邱志杰接棒吕胜中,担任中央美院实验艺术学院院长

  邱志杰接棒吕胜中,担任中央美院实验艺术学院院长
  邱志杰接棒吕胜中,担任中央美院实验艺术学院院长
  

“邱志杰同志任实验艺术学院院长,吕胜中同志不再担任实验艺术学院院长职务。中央美术学院2016年6月29日”。此外,邬建安任实验艺术学院的党委书记,王郁洋任实验艺术学院副院长。
  

2016年6月29日下午,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和组织部长许娟召集会议,宣读了“央美院发56号》文件”——《中央美术学院关于邱志杰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

“各学院,各部、处、室、馆、中心,附中,经学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以下任免职事项:邱志杰同志任实验艺术学院院长,吕胜中同志不再担任实验艺术学院院长职务。中央美术学院2016年6月29日”。此外,邬建安任实验艺术学院的党委书记,王郁洋任实验艺术学院副院长。

许娟部长宣读任命之后,范迪安院长首先发言,高度评价了实验艺术学院创始院长吕胜中教授的成就。

范院长说:“首先是要高度评价吕胜中先生,为实验艺术的筹建和发展建设这方面所做出的重大功绩!实验艺术学院从新世纪以来,由小到大,由原来设立在其他院系,到独立正式建院,吕胜中先生做了长期的努力,尤其是在实验艺术学科的专业的建设上,师资队伍的发展,以及教学的规范化等做了大量的努力。事实证明,中央美术学院的实验艺术学院组建和发展的举措,在我们国家的高等艺术教育中是走得非常正确的一步。教学经验的积累,教学内容、教材教案、社会实践方式这些方面的积累,应该说是迅速的,而且成果是丰厚的。在这期间,吕胜中先生可以说是全力以赴,为我们实验艺术的专业教学、专业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

“第二个也要高度评价吕胜中先生在艺术的研究与创作上所做出的重大的成果。作为一个在八十年代就显示出自己艺术才华的艺术家,到今天也将近三十年了,三十年过去了,吕先生自己在艺术上不断地展现了观念和方法上的创造性,构成了国内和国际的很大的影响,可以说为中央美术学院的艺术创造增添了光彩,成为我们美术学院名家教授的重要代表。这方面学校也是高度评价,而且引以为我们中央美术学院的一面学术旗帜。这方面也是值得我们不断地为他做总结。前段时间吕先生在今日美术馆的展览可以说面向社会做了一次很好的展示,是一次多年来的成果的汇总,这都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第三点我觉得我们也要高度评价吕先生在实验艺术学院的人才培养,特别是队伍建设上付出的心力!因为实验艺术学院怎么办,需要哪些类型的人才,需要争取什么条件保障,我觉得吕先生特别重视人,特别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可以说今天在座的诸位,包括没有到会的实验艺术学院的全体教员,都是吕先生自己亲自选择、加以提携,给予培养,才形成了我们这样一支很好的队伍。有了这支队伍,我们才能在招生、教学、实践、最后到成果推出等各方面形成一个很好的实验艺术的家庭氛围。这些可以说是吕先生自己的思想境界——我经常感觉这是一种思想境界——这是一种忘我奉献的精神的具体的体现。所以我希望我们实验艺术学院要很好地总结吕先生在创建和发展建设中许多好的经验,非常好的工作作风和敬业的精神,由此成为我们一个学校好的传统。吕先生就是一个最现成最直接的榜样,这一点是我们特别重视的!”

范院长接着说到:

“学校经过郑重考虑,也经过各方面征求意见,党委批准邱志杰担任实验艺术学院院长,这对于实验艺术学院也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历程。邱志杰先生大家都非常了解,他个人的在艺术上在学术上的全面性、综合性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可以说是我国中青年艺术家里的突出代表。他在中国美术学院就很好地开展了那里的跨媒体的专业教学,也为中国美术学院的各种的学术活动,比如大型的艺术展览,国际研究课题的交流,做了大量工作。他本人无论是从着述还是作品这两方面也都有非常丰厚的积累。所以学校也是经过郑重考虑,在大家都有这样一个愿望的基础上,单位组织部门很好地进行了任命程序的过程。我们经过商量,取得了中国美术学院许江院长的大力支持,能够将邱志杰老师调动到中央美术学院来,来担任实验艺术学院院长。学校完全相信邱志杰能够很好地把实验艺术学院的好传统弘扬起来,能够和大家一起把下边的工作做好!”

“邱志杰的知识、思想观念、和实践能力的综合性,我想也是我们实验艺术学院一个很重要的人才标准。不仅院长这样,我们现有的班子成员、副院长、支部书记,以及在座的各位其实都是在按照这样一个高的标准,既具有先锋性、实验性,同时又是具备有思想和综合的实践的能力,所以这也是我们很好的一个人才的标准。”

“所以,我也特别对邱志杰先生来执掌实验艺术学院也提出几点希望:

一个就是说一定要注重我们整个班子的建设。因为美术学院现在整个布局也比较清楚了,我们12个专业院系,实验艺术学院从体量上虽然不算最大,但是现在从独立招生、从专业设置、从学术建设各方面的话也是一个比较丰富的结构,使得学生,尤其是本科生之外的硕博士的学生联同本科生一并形成了这个教学的序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实验艺术学院的领导班子得到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是一个综合体,包括了几位成员的思想作风、敬业精神,特别是要建立起一种良好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机制。这方面,近一年来,学校党委和班子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又结合新的形势,出台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有的是在原来的基础上修订完善,有的是按照新的形势要求新设立的。今天党委会还又通过了若干个规章制度。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二级专业学院,这个班子建设首先是要按照学校的大政方针,既要不折不扣地执行,还要非常自觉地来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同时还要建立起几位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的民主集中的工作方式。一种密切联系群众,也就是联系教职员工甚至包括学生的这样一种工作作风,同时还要思考整个学院的教学发展和专业建设。所以为什么我特别强调志杰先生到任之后,在这方面要有带头的、做表率的这样一种准备。因为我们实验艺术学院自身的教学很活跃,但是它在行政管理等等这些的运作必须是按照学院这样一个总的要求、规则,所以领导班子应该成为我们工作的重要保障。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不仅是包括志杰,也包括邬建安、王郁洋,你们几位作为实验艺术学院的班子成员,特别要注意解决好几个问题。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我要特别提出来,就是如何解决好自己的专业、学术、业务发展和学院总体发展的关系问题。因为你们几位,尤其志杰,都是着名的艺术家。近年来建安也好郁洋也好,各种活动,社会的展览、国际的交流活动也很多。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是积极支持各位作为学术带头人在美术界、在国际艺术界能多崭头露角——你们的展览的成功、交流的成功,也是美术学院总体学术形象的组成部分。但是我们都承担做行政工作、党务工作,这里面就难免需要投入精力和时间,有时候在个人和组织两种工作任务面前,一定是要个人服从组织,一定是要个人服从大局。其实我们每个人早晨醒来就在判断:今天肯定要做哪五个事,哪个事第一个做,甚至又是要做这个事放弃另外一个事儿。所以这个方面要特别提出要求。”

“第三,一定要把班子的团结和整个实验艺术学院的团结形成一个有机的关系。因为实验艺术学院的教师队伍,虽然从年龄上有年长有年轻,但是作为整个队伍来说还比较年轻。所以特别需要这支队伍大家在思想认识上、在情感联系上都应该更多地形成一个团结的局面,共同克服困难,共同探讨和交流思想,来共同地完成好教学任务。我觉得这是需要班子特别需要志杰把责任担起来。”

范院长接下来重点对了实验艺术学院的进一步发展进行了指示,他说:

“实验艺术学院的教学的发展还需要进一步建设,应该说从这几年的毕业生作品,尤其从去年到今年的毕业生作品,不管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生,应该说全院都看到了我们培养的人才有很好的水平。这个水平里面,包括了艺术思想的敏锐度,包括了通过大量社会实践,这个方面用老吕的话,应该说形成了一种社会实践的方式所具有的有效性。尤其包括学生在创作上投入的热情,投入的力量,都很引人注目,也给其他学院的教学带来一些启发。我们现在搞毕业季也好,搞平时的教学检查也好,都是为了促进不同学科之间更多的融合,相互补益、相互借鉴,来形成我们学校的一个整体面貌。在这方面实验艺术学院建院以来成果是显着的!但教学的工作,我认为依然有很多问题。因为随着现在招生,到今年学生录来之后你们等于是一二三年级到位。再明年就是一二三四年级全部到位。包括本科、硕士到博士,还包括高研班等等,也就是全系列。既然是全系列的教学和人才培养,就更需要花心思来研究这个课程的结构、课程的类型,也要花心思来打造整个教师队伍。”

“现在我理解大家都比较忙,工作量也比较大。但越来越规范的话就需要把这些整理得越来越有序。哪些经典课程,或者精品课程,或者看家课程是我们的长处。哪些是开发的交叉课程或者是前沿课程,也要把它列出来,来进行建设。”

“这些年来实验艺术已经积累了很多教材,这都非常可贵,下面就是进一步把这个课程系列能够把它做得更加清楚,这样一来无论是我们接下来的学科评估,还是学位的评估,这一套我们都更加规范,更加是一流学府的学科建设。所以我觉得这几条都特别重要。这是第二个方面,就是说围绕着教学发展要更加理性地、清醒地进行规划和判断。”

“第三个,对学生的教育,也要特别引起班子的重视。实验艺术的学生从入校就是独立招生选拔来的。选拔来的特点就是思想比较活跃,个性比较强,实验精神很充分。但是与此同时呢,因为学生的个性太强,那么他如何在思想、政治、意识、文化、文明等等这方面的综合教育就要加强。我们允许学生做各种学术的探讨,但是我们希望学生还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健康的这样一个人才出来。所以在这方面不仅班子,我们全体教师都要把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把学生的全面的发展,特别是健康的文化追求和文化素养要当成很重要的一块工作,这样我们这个实验艺术学院就既是非常强壮的学术主干,又有人才培养上的新的朝气。在这方面,志杰要和大家一起要多关心学生的思想包括艺术的趣味、包括审美的意识,在这方面要特别注意。因为它有难度,难就难在实验艺术学院都是按照个性模式招上来的。一旦学生数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他可能就会出现不同的思想问题、认识问题、价值观的问题。所以这些方面一定要形成很好的实验艺术学院的学风。把学风培养好,那么学生的个性就能非常健康地发展。”

“我讲的这些意见,也是平时领导班子在讨论到我们实验艺术学院的发展所谈论到的问题。至于办学的条件,怎么得到更好的支持和保障,学校一方面是一视同仁的,第二个还要根据我们这个学科的特殊性,能够积极地支持起来。所以我为什么来晚了,也是在安排今年的基础建设的项目,也包括你们的这个项目,也都在讨论,我大概把学校这段时间的考虑大概跟大家说一说。归纳起来就是,高度评价吕先生,积极支持邱先生!”

吕胜中

“今天是实验艺术学院一件挺大的事情。刚才范院长呢把我表扬了一顿。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些年做这些工作——我之前跟媒体说过——我做这个工作一点儿没觉得自己吃亏了。最初还觉得我要放弃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放弃呢就是一种拥有。确实这十多年来,我从一个根本不会当官的这么一个人,也没有什么欲望的一个人,最开始是觉得学校需要这么一个东西,当时老范当副院长让我管教学嘛,而且包括“实验艺术”这个名字我们俩讨论半天。当时你有点担心,你很认同,但是你担心上面通不过。当然后来老范很支持,我们就报“实验艺术”这个名字,到现在来看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恰当比较确切的名字。”

“这些年来呢无论和学生相处和同事相处,还是在体制内这种结构当中相处,我觉着我从整个的人格修养上提高了很多很多。这个变化我觉得是一种对生活对人际一种更宽容的理解。可能邱志杰未必有这样的体会。有些事情,是你认为不需要,其实还是很需要的。我们当时认为很多程式化的东西太没有必要了,但是一做这个事情它又必须。我举个例子,我刚做这个实验艺术工作室的时候,我当时就想,我当普通教师时老被叫开会,这次呢我就尽量地少叫老师们开会。结果呢,我不开会老师们反而有意见啦!老胡说,老吕我们应该开个会了。这个事情呢你就觉得有些形式呢是很有必要,这个事情对我改变很大。后来我看二月河写的《康熙大帝》,我就理解了系统,理解了一些必须做的东西。这些我觉得都是我人生很大的收获。”

“关于这个专业的创办,我觉得即使我不做美术学院也会有人做的。那么交到我这里,对我来说,我真的觉得不是一个负担,我觉得我有幸接受了这么一个使命。”

“第二点,关于邱志杰的任命,我个人觉得,说实话这二年一直在希望有一个能来做这个工作的人。我们这里一开始成立的时候形成这样一种局面,老的老少的少,当时我们号称是“三个更年期加一个青春期”。当初创办的时候啊,中间的差距太大了,一个八零后三个全五零后,中间缺一代,期间就很焦虑。很焦虑的时候就到处想找人挖掘人,谈谈全都碰壁,谈过很多人。邱志杰我是零五年就和他聊这个事情,中间我们用了一个办法就是我们用聘任的方法去补这个缺口,较好地度过了这个时期。但还有一个问题是谁接任这个工作。因为我分明知道,任何岗位都不是生命永久的驻留地,我们必定有一天要离开的,而作为老师是一生一世的一个责任。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也挺感谢邱志杰,终于答应这个事情了。所以我也非常高兴,我个人认为他是非常合适的人眩他从艺术水平上就可以不用说,他整个为人处世的态度上,有很多的柔软性。他又有原则又有柔软性,这样的话我觉得不成问题的。”

“我们的团队我知道,一个个能力非常强,就是说拿出任何一个来,他们出去都可以单独顶一摊事儿。从我们团队,邱志杰本身担任这个事情,都让我觉得是一个很顺势的这么一个状态。说实话我没什么不放心的!我觉得我们这个新团队肯定要有一个协调期,要互相协调适应。比方说我原来在这儿的时候,老是什么事儿都冲上去了,大家可以稍微撤到后边去,可能现在需要大家都冲上来,另外呢互相之间还有个协调。只要这个团队协调起来,就一点儿问题都没有。”

“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转折点,面临这样新的转折大家抱成一个团继续做好这个工作,我觉得一点儿问题都没有。我也表个态,在你们需要我的时候你们就说一声,义不容辞。我肯定是全力支持。真的说让我来点点名做个秘书做个表儿都没问题,我这个人其实特别适合当教学秘书。”

新任院长邱志杰“就职演说”

“首先当然要谢谢领导的信任和同事的信任。谢谢大家的信任!我从2015年开始在这里做客座教授,其实2006年就帮吕老师带过课,叶甫纳和陈明强都是被我教过的。那天看吕老师整理资料,大概整整十年前的2006年五月份,在延安开艺术教育研讨会,范院长和许院长也去了那次,还穿着红军服装拍了照片,那次研讨会你们去的前一天,我在会上发表的是《中国实验艺术教育大纲》。吕老师很爱人家用“实验艺术”这个词,一看我用的是“实验艺术”,觉得志同道合。那个时候我们就非常谈得来,因为我们都比较主张应该注重方法论,而不是随意的凭感觉的教法,更不是认为当代艺术不可教的想法。我们觉得应该学术化。这一点上我们非常志同道合,所以才有了今天。2003年我去中国美术学院教书,我跟许院长谈条件,不当官不开会,结果今天跑到这里来做行政职务。但我是这么考虑的,吕先生给我们留下一大笔财产,非常丰厚,怎么保值怎么增值,其实是一个大挑战。我想起当时朱镕基总理当年上台时候说过的话,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诚惶诚恐,任重道远。也希望能够不辱使命。”

“吕先生前面十年的努力成果非常丰硕,刚才范院长已经高度肯定了。此刻,实验艺术也正在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新时期。二十一世纪初申奥之后,我们中国的官方开始理解和支持当代艺术的发展,到现在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到新技术革命和互联网和知识经济的兴起,我觉得现在既是很大的挑战也是很好的机遇。北京有非常好的平台,实际上整个社会对实验艺术人才的需求是巨大的。各校都在积极上马这样的专业。所以我觉得我们以教学为核心,在不管是国际合作、科研、社会服务,各个方面都有一个很好的机遇能够让实验艺术学院进一步发展,能够融入这个中国正在崛起为一个创新型的世界大国的历史进程中。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另一方面,我们实验艺术专业还是新生事物,本身还有一个很长的夯实的过程。也就是把刚占好的地盘夯实加固的过程,然后再加入新东西的过程。原来的优秀传统,原来形成的课程,要夯实,要精品化,新的课程要继续研发。这方面不管是班子还是全体老师,我们反复地讨论和设想了整个过程。”

“总的来说,我自己可能在具体课程的教学上已经比较经验了,但是做行政领导的经验并不足。这可能也是我们美术学院这样的大学的一个特点:一代代的一批批的大艺术家们不得不去学习着做行政,做奉献。我的状态和大家一样,都是受责任感的驱使,勉力为之。此外大家也知道我来自中国美院,我对中央美院的情况也得有一个慢慢熟悉的过程。所以一方面得请求我的实验艺术学院的同事们继续支持,能够在未来的时间里支持我的工作。就像刚才吕老师说的,这是一场接力跑,有一天这根棒子肯定是会交到更年轻的同志的手里,希望大家同心同德,帮我把这一棒跑好。另一方面我们的班子非常年轻,需要我们的总院领导随时能够指导,随时能够提出批评的意见。

“范院长刚提出的这几点要求,我觉得我们通过努力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前几天我去杭州参加毕业典礼,临走的时候我的博士生汤南南他开车送我去机常他问我说,邱老师我现在留在中国美院任教了,下一个阶段我该注意什么。我说最重要的就是要解决创作和教学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有的老师一搞创作就影响了教学,一专心教学就遇到了问题,那样的话是不能持久的。我说我没有,在中国美院教13年的书,我的创作越来越好,你看我画的地图每一张都可以拿来做教材,每一个课程的备课都可以用来画地图。我们要想办法去建立一个创作和教学互相滋养的过程。作为艺术家我非常感激我十几年的教师生涯,如果不是当老师,我也会成为一个像别的艺术家那样天天出方案卖作品的那种职业艺术家,那种其实是小的艺术家。由于做教学我有了一个更宽的视野,实际上它对我的创作工作是起滋养作用的。我觉得每一个教师都面临创作和教学如何互相养的问题,我们班子里的人在做行政也应该是这样的。就像吕老师说做行政使他胸怀更宽广,视野更宽广,人的境界和心态也更高。

“至于班子的团结,是完全没有问题,实际上在我调来中央美院之前,跟建安跟郁洋就已经是好朋友。所以应该说在工作的磨合上,前面筑造的良好的情感都是对我们的工作起正面的作用的。”

“我觉得范院长对我们的提醒和要求,最重要的也是我们面临的教师队伍的建设。教师队伍的建设也是未来班子的基矗我们目前除了有硬件条件的不足之外,其实巨大的问题就是教师数量的不够。我们十来个老师每个人都扛着巨大的教学任务,一个人闲人都养不起。我们当然可以利用北京的优秀的资源,把一些可以合作的课程、开放的课程,不管是院内的合作、校际的合作、还有当代艺术界的名家,来建立起我们比较灵活的外聘教师机制。但也面临着从我们的研究生、博士生中,以及海外归来的人才中培养我们未来的教师队伍的很大的使命。就算指标有了,合适的人才还有一个寻找、考察、试用的过程。这应该是我们后面工作的一个重点。在这方面我们实验艺术学院特别希望能够得到院领导一如既往的支持。”

“所以,总而言之吧,战战兢兢,希望能够不辜负范院长、学校领导的信任,不辜负吕老师的希望。希望和所有的我们的同事们一起,把吕老师这笔丰厚的财产继续增值。谢谢。”

范迪安

“我们干部的考察任命是一个严格的过程。关于任命邱志杰的整个群众调研的结果,组织部向党委班子介绍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讲到了大家对邱志杰担任院长的支持,我了解这个情况之后是很高兴的。这说明虽然我们这个队伍比较年轻,但大家有很好的同心协力的心气,这是志杰你个人的努力也是你遇到的幸运,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好。因为许娟部长在干部工作上是非常有经验的,包括群众反映和报上级领导的有关材料,都是做得细而又细。有关各方面反响都非常好,非常令人高兴。”

“中央美术学院现在一方面遇到很好的时机,社会在发展,文化不断地开放,国际交流可以说越来越深入、全面,那就为我们自己的学科建设、教学建设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我们中国自己的艺术界,不管叫美术界还是叫当代艺术界,都需要有新的,有思想性的力量在做引领。所以我经常想,我们学院今天应该成为主流,我们跟社会上的完全的自由的艺术家还有所不同,不同在于我们在做知识积累和知识生成的双向的工作。既要传承给年轻人又要创造新知,提供知识增长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就美术学院来说,就从去年到今年的毕业季,某种程度上也是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关注。光从每天来的几千个观众,周日都是上万观众,就可以看出美术学院的整体影响力的增强。”

“另一方面,我们现在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毕竟现在社会发展很快,兄弟院校也都在努力。今天上午召开学术委员会的会议,我还专门介绍了许江院长在杭州做的,把中国美院建成十个分院的结构。虽然我们不叫十二个分院,但是我们四大学科的建设也需要加强。所以这些方面中央美院还要充分估计到我们的任务还很艰巨。我们在各个领域都要站在前面,既要做到中国一流,还要做到世界一流。这就需要我们做非常多的努力。现在是个透明的社会,信息时代的社会,学生很聪明,随时在分享信息,在传播信息也在制造信息,所以一个学院的社会口碑成为大家测评的一个基本角度。所以,我们从大院来说,希望我们全体教职员工能卯足劲,真正能够心往一起想,劲往一处使,让自己的聪明才智得到最好的发挥。”

“志杰刚才讲得很好,在北京,我们应该有比其他院校更优越的文化的整体氛围和条件。我想我们在一个单位里工作,是机缘,有很好的缘分。所以学校坚决支持个人全面的发展。比如我来之后,也算是有几个小的动作来支持这种发展:过去,我们办展览能不能由中央美院来主办,是要做很多的申请的。我来了之后提出,副教授以上办展览都应该是美院主办,尤其是在美术馆,在公共机构的展览。我们的讲师办展览,只要学校讨论过,都是可以用学校的名义。我们现在评职称,也是放开,觉得自己有条件呢我们就申报,一次没有被评定也不要急我们还有机会。再一个,学校的学术活动,各个学校都搞得很火热。今年毕业季实验艺术学院的学术活动也非常的引人注目。应该说现在是一个大家可以心情舒畅地发展的时刻。但一定要瞄准个人的发展和中央美术学院的整体形象更加有机地结合,这个项目是个人做的,是几个人的团队做的,同时也是为中央美院的荣誉加了分添了彩,我就这一条要求。因为这条要求做好了,大家都这么做了,这个学校给大家的形象才是好的。如果学校整体形象很衰,个人再怎么努力,也没什么意思。如果个人做得很好,学校不闻不问不关心,那学校也不对。所以就建议我们集体的荣誉和个人的发展应该能更有机地结合起来,我想这个时候,我们的价值就得到体现。”

编辑:江兵

奥兰多枪案没多久,他们迎来了一支特别的小分队…

  奥兰多枪案没多久,他们迎来了一支特别的小分队…
  奥兰多枪案没多久,他们迎来了一支特别的小分队...
  

原标题:奥兰多枪击案发生没多久,他们迎来了一支特别的小分队…

最近发生的奥兰多枪击案造成了至少50人死亡、53人受伤,让许多家庭和人们一夜之间坠入黑暗之中

枪击案发生后奥兰多进入了紧急状态…

然而,

就在人们都尽量远离事故发生地时,

一个特别的队伍却在此时出动了。

来自全美各地安慰汪集结在了一起,前往奥兰多给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庭提供帮助

不是什么狗狗都经过安慰狗的训练。 而奥兰多本地安慰狗的数量很少…

组织这次行动的是奥兰多一家教堂和芝加哥一家慈善机构,在他们发出号召后,来自美国各州的安慰汪和主人们纷纷响应。

“我现在和我的主人正从芝加哥出发去奥兰多,我们会给那些受伤的人们和遇难者的家庭带去安慰和陪伴”

“我们已经在前往奥兰多的路上了”

“我正在去奥兰多的路上,请为所有遭到不幸的人和我们这次征程祈祷”

这个女孩在旧金山上学,她和她的狗狗也义不容辞地加入了队伍

就这样,在枪击案发生不久后,全国各地的很多安慰汪都已经前往奥兰多

其中大部分在昨天就已抵达…

狗狗们抵达奥兰多的第一天,一秒也没有停歇就去拜访了300多人,帮助安抚了遇难者的家庭、正在医院接受救治的伤员以及现场目击者

“所有人见到这些狗狗都想要去抱抱它们,一些人甚至会和它们一起躺在地上,和它们谈心。这些狗狗是很好的聆听者,人们会向它们诉说出自己的悲伤和难过,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种治愈方式”

狗狗们会在奥兰多待一周的时间,接下来还会去探访酒吧的

它们在用自己的力量,给人们带去温暖和治愈

———————–

英国情人V:大金毛真的好治愈

嘣虾嘎拉嘎:大金毛光看着就跟舒心有没有

包子山神:金毛都是小天使啊

麟昂:收容所那些狗狗才应该派上用场啊,受难者家庭还可以收养他们

白溪桃灼:想起以前看过的一句话:狗狗不仅能帮助那些看不见的人,也能帮助那些看见太多的人。

桐桐是个瓜娃子:他们什么都懂,只是他们不会说话

一元二次panda汪:金毛算是最暖的汪了,没有之一…希望受害人的家属能平安顺利地过渡这个最悲痛的阶段吧..熬过去就会好起来的…

懿佳懿宝贝:有些人还不如狗呢

桃子味绿茶与兔子的七月:安慰汪和普通狗是不一样的,首先是几乎毫无攻击性,就算有的时候被抓疼了或者抱的不舒服了也不会挣扎攻击,在感受到倾诉者的消极情绪的时候也会很快做出反应,给予肢体上的轻轻碰触传达出鼓励的情绪。算是美国最近新开发的工作犬。并不是每一支流浪狗都可以胜任安慰汪的工作的。
  

责编:熊如梦 PN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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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女孩只有9岁 却已经救了3个人的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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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外媒报道,8月1日,卡拉干达州紧急情况厅为勇救5岁幼童的小英雄安娜斯塔娅潘欣达举行了隆重的表彰仪式。

紧急情况厅通报中称,虽然安娜斯塔娅年仅9岁,但她所表现出的勇气和英勇无畏的行动,足以成为许多成年人的榜样。

这位年仅9岁的小姑娘,不顾个人安危,从沼泽当中解救出了一个意外落入泥潭的5岁幼童,并及时向外界求援,使被救幼童得以生还。

而这并不是她首次见义勇为。

去年夏天,安娜斯塔娅曾帮助过一名困在树上的小女孩儿,并从车轮下救下了一个4岁的小男孩。

卡拉干达州紧急情况厅注意到了这个小姑娘不寻常的英雄事迹。

8月1日,当地举行了隆重的表彰仪式,并向安娜斯塔娅颁发了荣誉政府和感谢信。

当地消防部门的消防员们表示,很期待这位小姑娘能够在将来加入他们的行列。

“作为急救先锋的消防员可不是任何人都能轻易胜任的工作,它需要从业者有着坚强的毅力和勇于奉献、关爱他人的品质,我们在安娜斯塔娅的身上看到了这一点。”当地消防员们说。

  

责编:唐艺赫 PN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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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环卫工打扫卫生时捡到一个手提包,回家打开一看,里面有3万元现金,立即冒着烈日返回现场等候失主。连续两天等候未果,她将手提包上交,在公司帮助下,终于联系上失主。
  环卫工打扫卫生时捡到一个手提包,回家打开一看,里面有3万元现金,立即冒着烈日返回现场等候失主。连续两天等候未果,她将手提包上交,在公司帮助下,终于联系上失主。昨天公司表示,将奖励她1000元现金。
  

  57岁的闫绍云是城阳区一名环卫女工。 7月11日中午,她在兴阳路上打扫卫生,清理垃圾桶时,发现旁边马路上放着一个咖啡色的手提包,她以为这包是被人丢弃的,顺手扔在垃圾车上带回家,结果回家打开包一看,她大吃一惊,里面竟有3万元现金,还有一张医药单据。
  “会不会是看病的救命钱?失主一定很着急! ”顾不得多想,她拿起包立刻冒着烈日赶回现场等候,遗憾的是一直无人前来认领。第二天上班后,她再次拿着手提包来到现场,边工作边等候失主,可失主还是没有来。13日一大早,闫绍云找到公司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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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岁的闫绍云是城阳区一名环卫女工。 7月11日中午,她在兴阳路上打扫卫生,清理垃圾桶时,发现旁边马路上放着一个咖啡色的手提包,她以为这包是被人丢弃的,顺手扔在垃圾车上带回家,结果回家打开包一看,她大吃一惊,里面竟有3万元现金,还有一张医药单据。
  “会不会是看病的救命钱?失主一定很着急! ”顾不得多想,她拿起包立刻冒着烈日赶回现场等候,遗憾的是一直无人前来认领。第二天上班后,她再次拿着手提包来到现场,边工作边等候失主,可失主还是没有来。
  13日一大早,闫绍云找到公司领导。“我们在包内发现一张写有联系电话的身份证复印件,立刻和失主取得联系。”城阳区恒益园林公司负责人林相国告诉记者。